讯问笔录是刑事案件八大证据种类之一，而对于侦查机关而言，讯问笔录是查清楚案件事实最直接、最便捷的证据。因此，在刑事案件中，侦查机关往往更加侧重对讯问笔录的收集，以此，理清案件的来龙去脉，并根据法律规定，确定案件是否构成犯罪，若构成犯罪，是构成什么类型的犯罪。
陈先生因为涉嫌诈骗罪被抓，陈先生的讯问笔录内容，可能关系到他案件的走向，究竟是无罪，还是有罪？若无罪，无罪的有利条件是哪一些，不利的条件又有哪一些？若有罪，究竟是构成什么罪名？究竟是轻罪，还是重罪？有利的条件有哪一些，不利的条件又有哪一些？等等一系列疑问需要解决。

当然，符合客观事实的讯问笔录很重要，而违背客观事实的讯问笔录内容，需警惕。若主观上，陈先生并不知道该行为属于诈骗行为，对于事后才知道的行为却供述事前或者事中就已经知道，并且在讯问笔录中进行了明确，那之后的麻烦将会接踵而至。
第一种假设情形：陈先生在讯问笔录中，一味否定自己主观不知道该行为属于违法犯罪，但是同案犯其他人员都做了有罪供述，并且有罪供述较为稳定，其他在案的客观证据也能证明陈先生参与其中，陈先生的境遇还是挺麻烦的。
在讯问笔录中，并不是一味否认没有诈骗罪的主观犯意，就能百分之一百能规避刑事法律风险。当讯问笔录中，积极否定有主观犯意，站在刑事辩护的角度而言，就要从客观证据入手。毕竟，讯问笔录仅为言辞证据，其证据的证明力较为薄弱，而此时，侦查机关为了推翻其口供，则会侧重于收集更多有罪的客观证据，以此佐证其口供是在诡辩。
根据刑事诉讼法：“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，重调查研究，不轻信口供。只有被告人供述，没有其他证据的，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；没有被告人供述，证据确实、充分的，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。”之规定，如果客观证据能证明陈先生构成犯罪，且证据确实、充分的，即使陈先生在讯问笔录中一味否认无罪，也难以让陈先生无罪。

第二种假设情形：在某虚拟币投资平台诈骗案件中，侦查机关收集了涉案人员的手机微信，并通过刑侦手段对手机微信群中的信息进行了还原、恢复以及提取后，证实陈先生仅仅是一般的群员，并不是群主，也不是群管理员，陈先生虽然参与了微信群讨论，并且深信该虚拟币平台是很好的投资平台，并以转介绍、收取一定比例介绍费的方式，介绍了多名朋友投资到该虚拟币投资平台；同时，陈先生自己也有投资到虚拟币投资平台；虚拟币投资平台暴雷后，陈先生因为收取介绍费，被侦查机关以诈骗罪的共犯刑事拘留。
1.陈先生主观上是否明知该虚拟币投资平台为虚假的投资平台
陈先生并不是该虚拟币投资平台的工作人员，而是在遭受蒙骗的情况下，加入了虚拟币投资微信群，并且在投资微信群的群聊中，对于该虚拟币投资平台的真实性深信不疑，为了赚取介绍费，推荐身边的多名朋友加入到虚拟币投资平台。
显然，陈先生主观上并不知道该虚拟币投资平台为假，要不然，他也不会自己投钱进平台，且有亏损的现象。
陈先生介绍多名身边的朋友投钱进虚拟币平台，虽然具有赚取介绍费的想法和行为，但是，该行为是建立在自认为真实投资的基础之上。
对于陈先生的讯问笔录内容，首先要确定其主观上不具有诈骗罪的犯意，以及不具有与他人共谋实施诈骗的主观故意。否则，存在较大的刑事法律风险。

2.虚拟币投资平台是被人为操纵的假平台，能否理解为陈先生参与了假平台的操纵？
作为虚拟币投资平台，平台数据是通过独立的服务器、IP、模拟处理的数据及相关源码组成。而平台是由互联网公司搭建，创设了固有的后台，平台管理员通过注册的账号、密码登陆后台，管理投资者的姓名、联系电话、投资金额等投资信息，有权对虚拟币涨跌数据进行修改，若具有上述欣慰，能说明该平台为假。
如果虚拟币投资平台的管理员，有权对虚拟币的涨跌进行人为操控，以此达到让客户盈利或者亏损的目的。而该操纵行为令客户亏损，是实现非法获利的目的，该获利目的就是非法占有的目的。
陈先生作为虚拟币投资平台的使用者之一，是平台的客户。他们操作平台，并对平台数据进行修改的行为，不能与陈先生的行为等同。两者之间，是不同性质的两个行为。
因此，虚拟币投资平台的管理员通过操作后台数据的方式，致使客户亏损的过程，与陈先生获得介绍费之间，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。

3.朋友投资亏损，陈先生收取的介绍费，能否认定为非法占有？
陈先生在主观不明知该虚拟币投资平台为假的前提之下，收取的介绍费，应理解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居间服务费；同时，陈先生真金白银投资到该虚拟币投资平台，该虚拟币投资平台的涨跌并不是陈先生所为，该虚假平台的管理者及使用者，并不是陈先生。陈先生仅是投资平台众多投资者之一。
陈先生的居间介绍行为，使得多名朋友参与平台投资；但是，多名朋友投资的亏损，并不是陈先生所为；多名朋友投资亏损，是由于平台被人为因素操纵后导致的结果；另外，即使虚拟币投资平台为真，陈先生介绍多名朋友投资到虚拟币投资平台，同样存在亏损的风险；何况，陈先生也有投资到虚拟币平台，同样亏损；因此，陈先生收取介绍费的行为，与朋友投资亏损的行为之间，并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，所以，陈先生收取介绍费的行为，并不是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。
因此，在第二种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，陈先生在讯问笔录中，否定主观上明知及具有共谋故意，是陈先生无罪的合法“避风港”。